1978年宪法并没有完全消除它的影响，但有很大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的去掉了。

有些言论具有诽谤性，属于社会常识，是无需证明的。如果废除诽谤罪，公民批评便不会面临刑罚威胁。

意图是规范本身的内涵及其动机和出发点，价值是规范在某种环境下发挥的作用、功能或意义。在这一方面存在着许多错误的认识和做法。但是，即使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也并不必然成立诽谤罪。当编造得巧妙、圆满，言之凿凿，诽谤言论的可信度就高，反之，当编得粗糙、蹩脚，破绽百出，诽谤言论的可信度就低。然而刑法解释是刑事司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4]但并非所有妨害名誉的行为都会构成诽谤罪。第二，在公民批评所引发的刑事诽谤案中，有利于控诉人的推定被普遍地使用。于是，在宪法解释领域中，寻求稳妥的宪法解释与司法适用的方法和技术，解决传统权力划分框架下早已存在的缝隙和悖离，变得更加紧迫而必要，因为它常以一个更加骇人的面目出现—司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

这些基本权利的作用就是去审查多数人的政治决定是否反映了外在偏好，并以此为基础推翻这些不公正的决定。法律应该如何这类政治决定应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作出，它与法律实际上为何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只有后一个问题才与法律是什么相关，并且属于法官职责范围内的提问。二者自觉地将宪法解释问题与民主观联系起来，从而将宪法解释的方法论推至一个更为丰富与抽象的层次。但是，由于现实的政治过程并不能确保所有人都具有同等的参与机会，竞争性的利益集团之间可能存在不平等和权力集中的现象，和经济性垄断一样，政治垄断同样是有害的，因此必须加以纠正。

总体而言，透过建构性诠释的方法，在无漏洞的权利保障体系和唯一正确答案这两个分论点的支持下，德沃金基本上解决了原则在作为宪法解释依据时所必需的确定性，为违宪审查找到了一条更宽广、也更有抱负的理想之路。对伊利来说，程序主义的路径并非单纯的理论上的空想，而是已然被沃伦法院付诸实践的有效经验。

针对孤立而对外隔绝的少数所形成的偏见，是否可能是一种特殊的状况，极为可能严重削弱和少数保障紧密相关的政治过程的运作，因而相对而言也需要比较缜密严格的司法审查。[7]注脚的主体内容表明：这个判决的核心是去探究参与政治过程的机会是否受到了不当的限制，包括有机会加入足以辨识、调和价值的政治过程，以及有机会分享上述政治过程所达成的价值协议在内。（二）建构性诠释既然法官应根据原则来审理案件，那么在违宪审查案件中，只要涉及个人权利的问题，司法机关就有理由介入并审查。在这个意义上，伊利和德沃金均是这种第三条道路的开拓者，尽管二者的理论进路大相径庭，但同样扎实的论证、巧妙的思路、系统而成熟的理论体系使二者在宪法解释领域产生了同样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23]第二道门槛则较为主观，无法去除法官个人的偏好。最高法院在这种状况下推翻立法机构的决定不仅不是反民主的，反而是与民主协调一致的。法律是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对应关系，具体说来，立法者将法律理念与可能发生的事实相对应，得出实在法律规范。美国宪法素来以其统治程序见长，而不是强调统治的意识形态，美国自己也是个长于程序甚于实体的国家。

在伊利所塑造的以立法机关为核心的程序性民主观之下，司法机关全无处理价值问题的能力，而只负责辅助性的监督代议机关。具体到法律的解释问题上，法律的意义也就不是预先存在的、可以经由方法得以发现的对象，而是经由法律适用者之手而发生的制定法规范（应然）与案件事实（实然）之间的对应、类比关系。

他认为，宪法文件的最重要论题就是多元主义，在宪法文本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策略，可以说是一种概称为多元主义的策略，用以保护少数。（三）多元论民主观事实上，伊利对宪法的程序主义解读与其多元民主观之间存在着重要关联。

不存在独立于社会个体偏好的公共利益观念，所谓的公共利益不过是经过掩饰的集团利益。众所周知，与立法机构相比，司法机构的决定需要符合较高程度的一致性要求。这个时候，在像德沃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看来，民主制度就不是在实现平等原则，而是在违反平等原则。反多数难题只是我们所面临的司法裁量空间问题的一个夸张版本。与此不同，一项以发放代金券形式来拉动内需的经济政策，其存在的理由会受到得到这一利益的人数的影响，在代金券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人数增加到一定程度，该政策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发放代金券的价值将不复存在。[32]对德沃金来说，政治平等在法律领域体现为公民基本权利的无差别享有，这些基本权利就是判断代议民主程序输出结果是否正确的独立标志。

[31][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由于法院是公民权利的最可靠受托人，法院就成为政治平等的最忠实卫士，法院不仅能够作出有关公民是否有某种基本权利这类实体的价值判断，而且是在这类问题上最具有发言权的机构。

代议民主程序本身并非民主的全部，甚至并非最重要的部分，虽然它也有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功能，但是由于在多数决规则的影响下，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极有可能因保护多数利益的需要（公共利益）而被不当地牺牲，捍卫个人权利的重任最终只能由法院来担当。但是，由于政府并没有据以实施介入行动的公共利益，它不能提供实质性标准去衡量民主运行结果的公正性，而只能在程序上保障民主过程的畅通。

程序主义路径的第二个方面（关注分散且孤立的少数群体）是要避免形式上的局内人成为实质上的局外人，即实质上丧失在多元民主程序中讨价还价的能力。如果医疗补贴仅仅是一项政策的话，它可以仅仅适用于某一部分人，尽管将此政策适用于另一部分人也是有助于其目标实现的。

如果司法是独特的，它的裁量技术必须有章可循，且不同于立法技术。在他看来，民主制度所具有的现实缺陷，只有通过可以与多数人的不公正决定相抗衡的基本权利才能得以纠正。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司法权能膨胀的国家，在美国，一切政治问题最终总会转化为法律问题。二、第三条道路的程序模式（一）程序与实质两分伊利认为，既然完全诉诸宪法文本的解释主义不可行，非解释主义又无可避免地会使法官成为实际的修宪者，那么唯有另辟蹊径，从程序这一较少争议的层面入手，重塑司法审查的基础。

究其实质，乃是由于二者对于法官在宪法案件中所适用的法律认识上的不同造成的。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民主有时候恰恰违反了这一原则。

我之所以用‘我认为这些字眼，是因为我知道别人的看法和我不同。这种解释路径是建立在主客体两分的预设式法律观的基础之上的。

而这一点也正是伊利与传统文本主义一脉相承的地方。而一项政策存在的理由则不是独立的，是有条件的（index - dependent）。

对于伊利而言，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以政治平等为目标的民主只有通过代议机构才能实现。[29]参见Ronald Dworkin, Objectivity and Truth: Youd Better Believe It,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No. 2.(1996)，pp. 87—139.[30][美]达尔：《论民主》，林猛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9页。1938年卡洛琳内产品公司案中斯通法官的第四注脚最早昭示了这种选择。这种观点的出现在美国学界并非偶然。

相应地，司法审查的范围也较为狭窄。于是，一项权利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它被要求将其适用于每一个享有此权利的个人，而政策无此要求。

伊利的体系性解释方法一方面试图修正传统文本主义的缺陷，一方面试图保持文本主义的优势—立法机关的民主至上性。在涉及民法、刑法等部门法的司法实践当中，人们经常会求助体现制定法精神和目的的抽象规范来填补这种漏洞，试图消解由此产生的司法悖离民主渊源的可能性。

唯本案也无需探究的是，针对特定的宗教、国族或种族少数所制定的法律，可能需要相对上更为缜密严格的司法审查。这是一种本体论的法律诠释学，它秉承了哲学诠释学的立场，主张理解是一个文本意义与解释者的前见之间的诠释学循环过程，二者共同缔造解释的结果，而并非是一个由文本至解释者的单向意义的传递过程。